周恩来书信背后的统战英雄郭秉毅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物库房里，珍藏着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书信。信的题目是《愿秉兄早归——致周源江》，这是1942年12月19日周恩来给周源江的信。内容如下：

晋江姊：

送上法币两千，希能早日成行，好促秉兄南归。一切望姊转达，即使一时阻碍尚多，忍之待之，徐徐图之，必可好转。

北风凛冽，希告秉兄珍重万千，并祝吾姊旅安!

知名不具

十二月十九日（1942年）

信中的晋江姊，原名周源江，化名晋江，成都人，是郭秉毅的夫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42年周源江受到周恩来的委托，前往西安向丈夫郭秉毅（1940年被捕，当时被软禁在西安）送信，传达党的指示。

受党之托做刘湘统战工作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呼吁：“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为了践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初，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安排中共党员张曙时到成都，通过各种关系开展对刘湘部队及其他川军将领的政治统战工作。

1935年2月，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受到蒋介石势力入川的沉重压力，遂通过老同盟会员傅春吾的关系，与张曙时建立了初步联系，并接受中共团结抗战、摆脱蒋介石控制的建议。

在张曙时的安排下，中共派郭秉毅、高兴亚、汪导予等同任刘湘的顾问，直到1938年刘湘病逝。时任冯玉祥的秘书高兴亚在《冯玉祥派我劝说刘湘参加抗战的经过》中回忆道：“我回到北京，中共方面通知我拟派郭秉毅同志到四川，希望为他安排一个职位掩护其工作。我想以冯的名义派他到刘湘处最为妥当。我即向冯玉祥说：刘希望再派人去帮他搞训练工作，是否可以派郭秉毅去？他是我办报的工作人员。冯玉祥欣然同意。我便用冯玉祥的名义推荐给刘湘，刘湘即聘郭秉毅为顾问。”

1937年春，郭秉毅经张曙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刘湘顾问后，他利用刘湘的武德学友会、武德励进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刘湘部队积极参与抗战，团结抗日民主人士，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田一平在《党对刘湘及武德励进会的工作》一文中说：1937年郭秉毅曾拿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给他看，信是写给刘湘的，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希望刘湘帮助。经刘湘部下省财政厅长、川康绥署经理处长等商议后，决定送给延安1万元。刘湘却说：1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既然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就得出点力，立即批了“帮助五万元”。

在担任刘湘的顾问期间，郭秉毅牢记党的嘱托，积极履行党的决策，掩护爱国团体，营救革命同志，很好地完成党的统战工作，对刘湘、王陵基部出川参加抗战起了推动作用。

帮助潘文华与周恩来会见

1938年刘湘病逝后，潘文华继任伍德励进会会长、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主持四川。他继续聘请汪导予当自己的顾问，加强与共产党的联系。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兼管统战工作，对川康实力派的统战工作进一步加强。周恩来到渝不久，“即找了四川地下党和熟悉川滇军阀工作的同志廖志高、张友渔、于江震、罗世文等在办事处开了几天的会”，研究川滇军阀问题，并将其分为左中右三派，分别采取团结、争取和瓦解措施。

为了加强对潘文华的统战工作，1939年4月，在郭秉毅、张曙时、罗世文的引导下，潘文华同周恩来在成都长发街32号乔毅夫寓所会见。

潘凌宇在《潘文华的抉择》一文中写道：“宴会后，周恩来单独向父亲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在形成，国内日军占地过广，兵力分散，沦陷区人民开展了敌后游击战，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为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他希望川康朋友加强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民主力量的团结，共同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压制民主、排斥异已的政策，共产党在政治上会给予支持的。”

经过这次会谈，潘文华积极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合作，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交往，双方建立起统战关系，潘文华还在成都专门设电台，以便与中共联系。

重归自由后继续策反工作

1940年3月，郭秉毅回到成都，准备与潘文华会面商谈同八路军订立协定的事。然而，3月14日成都南门发生“抢米事件”。当晚8时左右，数百名暴徒、特务化装为贫民，抢劫刘湘夫人刘周玉书囤积于成都老南门外黄门街的重庆银行仓库的大米。事后，国民党当局借此诬陷共产党，捕杀了前往现场采访的《时事新刊》记者、共产党员朱亚凡，查封了该刊。接着又逮捕了共产党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共产党员车耀先、郭秉毅、唐介舟，《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经理洪希宗以及爱国人士汪导予等十余人。并将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等同志秘密送往重庆。

“抢米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极为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转移已经暴露的同志，利用各方力量积极营救被捕人员。1940年3月17日，叶剑英、董必武联名发电报给党中央，报告《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被抄、罗世文等被捕的情况。叶剑英及时向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络的代表张冲提出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罗世文等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3月18日，《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致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要求彻底调查此事。

经潘文华、冯玉祥多方疏通和努力，郭秉毅、汪导予恢复了自由。然而，郭、汪二人被释放后，则由军统派到西安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教官，实际上软禁起来了。

194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得知周源江将前往西安探望郭秉毅，便写信给她，一方面转达了亲切的问候和关怀，正如信中所写“北风凛冽，希告秉兄珍重万千！”另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克服困难和保持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即使一时阻碍尚多，忍之待之，徐徐图之，必可好转。”

全民族抗战胜利后，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之下，1945年冬，郭秉毅以去川探亲为名义，摆脱了胡宗南的势力范围，终于恢复自由。郭秉毅到四川后，又结识了民国著名实业家、刘湘的财政处长刘航琛。1946年1月郭秉毅去天津，在刘航琛的资助下，在天津创设川康银行天津分行，自任行长。在此期间，仍继续对四川军政人员中进行统战工作。1948年10月，郭秉毅辞去经理职务后，回到四川，在重庆、成都两地对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等做策反工作。

全国解放后，郭秉毅先后担任成都市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特邀代表、成都市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秘书处副处长、司法部法律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等职。

1957年4月29日，周恩来颁布国务院命令，任命郭秉毅为国务院参事。

1962年4月10日，周源江将这封周恩来的亲笔信和其他资料，一并捐给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并被认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