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之茶，宋时多谓“蜀茶”或“川茶”，明时多谓“巴茶”。

“巴茶”一词最早见于明末胡我琨《钱通》引陈建《皇明从信录》：“洪武八年……命（赵）成以罗绮绫帛并巴茶往（西番）市之。”按“巴茶”一词，指“巴山峡川”一带之茶，即川东地区，并不专指巴县。陆羽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古时巴渝之地，家家饮茶，“茶之为饮……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里“两都”指长安、洛阳；“荆、渝”，指荆州、渝州。

清代陆廷灿《续茶经》谓资阳、灌县、黔江、丰都、彭水、开县等皆出茶。巴蜀古代名茶有广汉赵坡茶、峨眉白芽茶、彰明兽目茶、大邑雾中茶、雅安蒙顶茶等，今巴渝地区的名茶有合州水南茶、武隆雪锦茶、彭水都濡月兔茶、铜梁茶、忠州茶、夔州茶、涪陵茶等。北宋山谷道人黄庭坚的弟弟黄嗣直问茶，“涪翁（黄庭坚）曰：‘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彭水）之都濡高株，泸川之纳溪梅岭，夷陵之压砖，临卭之火井，不得已而去于三，则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瓯，瀹鱼眼之鼎者也。’”南宋李心传云：“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士人亦自珍之。”到了明代，官方在重庆置茶仓。陆廷灿在《续茶经·附录·茶法》中写道：洪武“三十一年，置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仓四所”。

自古蜀茶、巴茶为礼物、贡物。常璩云：“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丹、漆、茶、蜜……皆纳贡之。”《新唐书》志第三十《地理四》归州巴东郡土贡“纻葛、茶……”，夔州云安郡土贡“纻锡布、熊、罴、山鸡、茶……”。唐天复“三年，昭宗还长安，（王）建奉表，贡茶、布等十万”。明紫禁城奉先殿每月初七供献巴茶。奉先殿每月供献：“初一日，卷煎；初二日，髓饼；初三日，沙炉烧饼；初四日，蓼花；初五日，羊肉肥面角儿；初六日，糖沙馅馒头；初七日，巴茶……”明人殷奎《送季公存主簿还褒城》诗中写道：“巴茶充贡入长安，王事能忘道路难。”明弘治年间，定西侯蒋琬赠巴茶与礼部右侍郎程敏政，程敏政作《斋所谢定西侯惠巴茶》诗谢之，诗云：“元戎斋祓近青坊，分得新茶带酪香。”

唐宋元明时期，蜀茶、巴茶易西番、西域之马。为什么要以马换茶呢？《明史》上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以马易茶还有一个目的，即钳制“羌、戎”，《明史》又说：“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明史·杨一清传》也写道：“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以去疾，（明）太祖着令以蜀茶易番马，资军中用。”雍正《四川通志·茶法》云：“自唐时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元因之。”

明代张弼《送杨将军帅边》诗：“独携长剑守穷边……巴茶宛马僧徒市，羌语番文译史传。”宛马，古代西域大宛所产名马，后泛指北地所产好马。杨将军帅边，有巴茶、宛马相伴，可见巴茶名贵。

明代官方禁止将巴茶中的“私茶”——夔州茶转卖西番，因为“私茶”侵蚀了官方利益。明代杨一清在《关中奏议》中说：“访得四川保宁府通江、巴县（按：应为巴州）并利州卫等处，私茶不禁……各买私茶……陆续驮运回家顿（囤）藏及转卖……前去通（西）番货卖。……又问得犯人薛继，招称弘治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不合，纠同在官杨刚等各不合，越关前到四川夔州府东乡县太平里产茶去处，易买私茶。……四川沿边一带，俱与番境相邻，私茶通行，一年不知若干万斤，岂徒为茶马之累，其亏中国之体，纳外夷之侮，莫甚于此，乃知川陕皆当禁茶，祖宗成法，诚不可易。……夔州、保宁二府，亦令分巡兵备官，一体严禁。”

古人饮茶前，往往先将茶饼碾成细末再煎茶，否则很难将茶汁煎出来，因此发明了“茶磨”或称“茶碾”。宋时，涪江石青䗫石茶磨非常有名。明玉珍之子明昇在重庆时，曾命人取青䗫石为茶磨，令宫人碾武隆雪锦茶。涪江即涪陵江，即乌江。茶磨，即茶碾。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涪）江边细密之石，名曰青䗫，可作茶磨。”陆廷灿在《续茶经》中写道：“《雪蕉馆记》谈明玉珍子昇在重庆，取涪江青䗫石为茶磨，令宫人以武隆雪锦茶碾，焙以大足县香霏亭海棠花，味倍于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