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笔底家国 艺魂永铸

徐悲鸿头像

徐悲鸿画室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石家花园。

徐悲鸿（1895—1953），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奠基者、杰出画家与美术教育家。留学法国研习西画，归国后深耕美术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以笔墨丹青书写家国情怀，以艺术革新推动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寓居江北盘溪。面对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现实，徐悲鸿以笔为戈，淋漓尽致地发挥“笔杆抗战先锋”“反侵略尖兵”的作用。他曾说：“战士为国不怕牺牲，我徐悲鸿只能用自己的画笔去战斗了。”

面对日寇的侵略，徐悲鸿拿起画笔，创作了大量宣传和讴歌抗战军民的美术作品。1938年创作的《巴人汲水图》，是他思想境界、艺术主张集大成之作。作品塑造了“舀水”“让路”“登高”三组人物，反映外敌入侵、国运危殆之时，百姓虽生存艰难，但坚韧不屈、抗争到底、终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1940年的《愚公移山》，歌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精神，鼓舞抗战最艰苦阶段的中国人民。1942年的《哀鸣思战斗》，通过马的昂扬不屈，激励国民不畏失败，继续战斗；同年创作的《六骏图》中的马，气势威猛、体魄健硕，象征中国的抗战精神。1943年创作的《会师东京》，题款“略抒积愤，虽未免言之过早，且喜其终须实现也”，表达抗争必胜、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的信心……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坚贞不屈，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征给人以震撼。

除以作品鼓舞人民外，徐悲鸿还辗转海内外举办义卖募捐画展，多次将售画所得悉数捐给祖国，支援抗战。1938年至1942年，他携作品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地，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并将卖画所得的近10万美元全部捐献给祖国；1939年他在新加坡举行筹赈画展，郁达夫曾著文报道：徐悲鸿“举办赈灾救亡义卖画展共得叻币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元九角五分，由星华筹赈会汇交广西，作为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抚养之用……”；1942年回国后，他又在昆明举办劳军画展，将收入全部用于慰问前线将士。徐悲鸿把大笔钱财捐赠给祖国，自己却过得十分俭朴，“尽其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的赤子之心，令人动容。

面对中国国画界守旧僵化的局面，1920年6月，徐悲鸿发表了《中国画改良论》一文，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1948年4月，他在《益世报》发表《复兴中国艺术运动》，进一步表达自己变革中国美术、复兴民族艺术的意愿。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对中国近代艺术的意见》《中国新艺术之展望》《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等文章，详细阐述自己对当时中国艺术的看法。

徐悲鸿不仅发表文章呼吁艺术革新，还在教学实践中推行他的革新主张。1946年，徐悲鸿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随即推行教学改革，要求学习“国画、西画、雕塑、图案（的学生）在第一二年共同修习素描”，就是要将西方精湛的写实技巧融入中国美术。次年10月，徐悲鸿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指出“新中国画至少人物必具神情，山水须辨地域，而宗派门户，则在其次也。所谓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者，理宜如是也”，“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徐悲鸿毕生主张现实主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基础的“写实主义绘画教学体系”，被誉为“中国画的革新者”“写实主义美术的倡导者”。

徐悲鸿始终以“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画出来留给后人”为信念。20世纪30年代初，他以《田横五百士》《九方皋》等巨作借古喻今，传递爱国情怀；1937年除夕，遇嘉陵江畔拾荒老妇，连夜绘就《巴之贫妇》，记录底层苦难；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创作的目光投向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为劳动模范画像、赴水利工程工地速写，用画笔聚焦建设者，让艺术扎根人民。他笔下的马“不戴缰辔、奔放不羁”，更成为近现代中国画的精神象征。

徐悲鸿一生留下进步的艺术思想、完整的教育体系与无数经典之作，为中国美术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重庆历史名人馆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