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流的河

嘉陵江流到我家门前停滞了，但在我记忆里却是永远流着，像血液一样。

我的家就住在嘉陵江畔，村里的土地上下连绵两三公里，全是沙滩、坡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比起其他村不是悬崖峭壁，就是鹅卵石遍地，根本长不出什么收获好多了。最初，村上种植小麦、豌豆、玉米、红薯之类，主要解决“吃”的问题。可这些农作物，几乎年年被水淹，损失不小；后来乡镇政府特地通知村民改种甘蔗，不仅可以卖钱，还有国家大米补贴呢。这么一改就对上路了，甘蔗抗涝不怕淹，尽管一年一季，可到年终全村人都能享受特殊优待，一家人或多或少分到大米，过年能吃上白米干饭，就觉得经济作物划得算，甘蔗是甜的，江水也是甜的，连贫苦的生活都甜透了——当然，这对没饿过饭的孩子或没经过灾荒年的人来说，白米干饭并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但如果不是河边换种了甘蔗，我怎么能想起那个年代生理上的饥渴呢？

吃靠河边，住也一样。

我家房子就在河岸上，全是用麦秸、芦苇、蔗叶盖成，最怕吹大风或下冰雹了。父亲为了解决问题，把积攒了多年卖肥猪的存款拿来改造草房。记得那一天中午，他收工、我也放学回家，就叫我背上书包跟他一起去嘉陵江上游的沙湾河坝选购青瓦，价格、运费都事先洽谈妥当了：砖瓦厂只负责把青瓦一担一担地运到船上，然后自费到家；父亲验收青瓦，清点匹数；我记账，在本子上见一担就划“正”字的一横或一竖，机械得很，因为一担只许挑一百匹青瓦。可等到太阳偏西了，劳作还没结束，我饿着，吵着，就想罢工赶去上学。父亲很生气，骂道：“今后，你娶媳妇就别住瓦房了。”我立即丢下本子，一边向学校跑，一边答他“我不娶，也不住”。后来父亲改修瓦房，确实没让我出一份力，流一滴汗，仍旧建起来了。现在我想来也真是可笑：一个中学生竟敢如此叛逆父亲，鄙视他的家产，一步一步地从农村走到乡镇，再从乡镇走进县城，住上自己购买的楼房。而这楼房就是一江河水，在缥缈的晨雾中不停地涌动、涌动……

在嘉陵江上，我呆得最久的地方还是学校，真是十年寒窗如江水。这就是金子沱小学、初中、高中。或许有人不相信世上有“一条龙”的基础教育机构，但事实上却存在于那个非常时期。校址虽不在嘉陵江边，但一个“沱”字就与河水相连，离它很近很近，一座没有菩萨塑像的破旧寺庙——禹王宫。宫前一条很深的溪沟，溪水常年不绝地流向嘉陵江；石阶上有两棵高大茂密的黄桷树，树下是一对雄雌石狮，石狮两旁便是我们念书的两个四合院。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样一个旧庙居然还是一个红色革命据点，1948年爆发了一场川东地下党的革命战争——陈伯纯校长领导的金子沱武装起义。由于校舍地势较低，经常被洪水淹没；不久，听说嘉陵江下游要修建一个叫草街的水电站，校址在蓄水线内，于是就像河水一般流往大柱村去了，连同那一条老街、一座红色纪念碑。

从此，学校距离嘉陵江越来越远，再也听不到大石磐下翻滚喧嚣的波涛声了。

眼前的嘉陵江，我故乡的河，浩浩淼淼，弯弯曲曲，一点儿不见流动的迹象，更像一个天然的月亮湖，波光滟潋，倒映青山，点缀几只白鹤，依稀可见孤舟上垂钓的蓑立翁。

如果说记忆中的嘉陵江是一个豪放、激昂、彪悍的汉子，那么当下的“月亮湖”就是一个美丽、柔顺、文静的处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