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求书到买书

从前的学人，把买书称为求书。这个“求”字，包含着方法，明了着目标。

求书有八道，起源于宋朝郑樵的八求。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郑樵是位清贫的学人，他之求书，与花钱购下收藏不同，其实是借抄，抄过一遍，好书留在心中，也留下了抄本，虽然耗费精力，却是治学的一种方法。

这种借抄，有明确的选择，对书籍传播起过重大作用。原本残佚了，可据抄本补正。在传抄过程中，每每有学人点校注释，析而为二，使点校注释另成一书。印刷批量生产书籍，使“商人伎俩”获利，而讥嘲抄书朴学乃“腐儒经济”。清朝时期，改头换面乱印古书，给学界带来很大的坏处。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说：“渔仲求书有八道，腐儒经济堪绝倒。”郑樵字渔仲，这是对他的礼赞。

随着书肆兴起，学人求书有了好去处。书肆当然以京华为盛。清初北京书肆在广安门内报国寺一带，顾炎武借住在寺里，就近求书。后来京城书肆迁往厂甸，即琉璃厂书肆。乾隆年间，李文藻撰《琉璃厂书肆记》，载有书店近四十家。时值《四库全书》编纂开馆，参加编纂的大批学人，往往带着待查待校的书单，在书肆里徜徉流连。这是斯文鼎盛的一个缩影。

如今印刷发达，得书容易，犹有缩印影印之术，读书人遂无辗转抄写之烦，面临的一大问题乃买书时的选择。“必读之书”早被颠覆了，“不必读之书”的主张正走红。其实都与真正的读书人不关联。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真正的读书人，不会听取“必读”与“不必读”的告诫。读书被认为是“不同心灵之间的隔空对话”，读什么书，纯粹是读书人自主的选择。

买书是为了读书，当买书遇到商业性的炒作时，读书人就显得不谙世事。在书市偶遇一书商，问我参加了多少届“最美的书”活动，我恍若桃源中人，才知“中国最美的书”评选已经搞了十四年了，而今还在继续。什么书最美，任何机构都不能来下这个断章。对爱读书者而言，心中最美的书自有定论，自己最喜欢的书就是最美的书。

出版与阅读，是“一张纸的两面”。“最美的书”出笼，在真正的读书人看来，那是“玩书”。商业社会书籍成为一种商品，“玩书”在商业效益上只是“功夫在书外”，经济效益“火”一把，书籍的精神价值与商业价值纠结成乱麻，哪有“最美的书”？

求书时代造就学人，印刷兴盛造就书商。买书是与商人打交道，我自有买与不买的嗜好。大做广告的书，我不买。封面由要人题签的书，我不买。标明“最美”“必读”之类的书，我不买。罗列许多名人序跋的书，我不买。别以为我清高，一部素净的好书，其实很容易就俘获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