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

这么多年来，最让母亲不能释怀的，是我念小学时一次学费的筹措。

我的故乡，也是我儿时所生活的地方，是个不知道太阳有多远大海有多宽的小山村，除了嶙峋入云的山疙瘩，就是蜿蜒如蚓的羊肠道，遥远贫穷。那时“电灯”“洗衣机”之类的概念，仅从课本中黑白的手工图案学来。我念书的学校，是山疙瘩脚下连接羊肠道的一座破庙子，大约在解放后的许多年，胆儿大的贫下中农拆了破庙的牌坊，砸了庙子里躺着站着的“牛鬼蛇神”，大队干部又号召农民从家中捐来些破旧的桌凳，便凑合成了一所村校。

我到村校念书的年岁，大概是村校最辉煌的时日：两间教室，三个年级，四个教学班，约摸有六七十名来自附近几个村子的学生。老师也有两名，民办的，边种田边教书，跟赤脚医生一个类型。一年级刚发蒙那会，老师安排我们与上个年级的同学共用一间教室，分别逢单、双日上课，每周各上三天；后来又改为每周上六天，各三个上午和三个下午。这样的设置叫做复式班，在边远的农村很普遍，有时还要承担扫盲的任务。

教我的老师姓魏，据说是魏家大院子出来的后代。在那个偏僻的旮旯地，魏家大院、魏家大瓦屋和这个叫魏的姓氏被奉若正统，深得当地百姓的钦敬。我的父母便冲着这个魏姓老师，把我从八里之外的村子送到这里。

那时土地刚下户，一大批“地富反坏右”正在摘帽，大约是地处偏远、“帽子”较多又鞭长莫及的缘故，我家的“帽子”尚未摘落，而阶级斗争的阴影还较多地充斥在这山疙瘩羊肠道的每个角落，因此，我的幼稚孱弱的心灵，便被无形的打了不好的烙印，这个烙印让我与同期上学的雇贫农或下中农的子女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我的印象中这种感受和芥蒂并不很深。

很快到了二年级报名，那时的规定是先缴费后入学，因为民办老师是没有工资的，耽搁的农时要靠学费来补充。学费是可以用实物代替的，比如：有力气的家长可以到老师家里打几天临工，可以用家里的洋芋种、用队里发的布票、或者用四升小麦六瓢玉米等等什么的代替。由于我家的这顶“帽子”，便没有这种“代替”的资格，5块钱的学费是一定要缴齐的。

那年，小山村偏偏又受了雹灾，据母亲讲，鸡蛋大小的冰雹将青瓦屋顶撕裂了无数的洞口，将预备挪作学费的两只生蛋母鸡砸死，将储存着玉米的扁桶砸碎。我的学费便随着这次灾害悬了空。那时，我的父亲已背着生产队偷偷地逃到陕西的一个什么地方打工去了，队上的干部好几次声色荏厉地让母亲交出人来，否则要派基干民兵去捉回父亲。那是父亲在改革开放后闯荡江湖的开始，做了中国第一代打工仔。对此，妈妈当然守口如瓶的，因为她知道，如要改变这个小山村的生存环境，山外的世界是唯一通道。

那天下午，母亲拽着我的手，冒着缠绵小雨，踩着一地泥泞，到了山疙瘩脚下那所学校，找到了正在上课的老师——一直等到下课，再等到放学，老师边走边瞥见了母亲和我，不顾母亲的苦苦央求，以无可商量的口气说了两句话：必须缴现钱！缴了再报名！母亲坚强地抹掉了我满脸的泪水，带着我给老师鞠了一个躬，牵我蹒跚的离开了学校。虽然，我上学期的考试分数都超过了八十分——那已经是全班前几名了。

第二天我没上学。母亲找邻居梅婶借了只挎臂很长的竹蓝，将悬在屋梁上一只打了布丁的麻袋取了下来，那是预备下地的花生种。母亲来回花了7个小时，到十几里外的丰太场卖了三块钱。第三天，母亲牵着我的手，再次到学校找了老师。老师有些不屑，收了钱，边登记边告诫母亲：“三块钱啊？只能上半学期哟！要不看你儿子成绩还过得去……”当天，我的座位被调到最后一排，与赤着脚的阿毛和小柳同桌。阿毛的后爹承诺下个月帮老师家割一个月牛草，小柳的学费由他当大队会计的姨爹作保，延后再缴。

母亲忿忿不平，嚷嚷着老师不该把个头矮小的我与阿毛、小柳安排在一起。那天晚上，她取下屋梁檩子上吊挂的最后一只包，那是用透明胶纸包裹的一只肥肥的腌得发黄的猪项圈——那是家里今年余下五个多月的油荤。母亲毫不犹豫的用菜刀分成了三截：一截为我换取学费和我吵要了很久的文具盒，一截用来买洋芋种，另外一截留给我和妹妹作油荤。母亲用背篼将两截猪项圈又背去了丰太场。母亲没有在天黑前回来。我和年幼的妹妹在家门前的堰塘边，在焦虑不安中足足等了3个小时。母亲终于回来了，一脸的疲惫和汗水，衣服上有明显的泥土和擦痕。母亲说：在乡场上吆喝卖猪项圈时，围了四五个年青人，不知怎么的，那腊肉就丢了一截。没事！明天就把剩下的学费给缴上。

之后整整的半个月时间，我看见，母亲那羸弱的身躯总在不远处河边的大田里，打洋芋窝子、刨土、淋粪，每天都是一脚的泥土、一身的汗水。我知道，那田地已经包产到户，是大队一个干部家的。母亲终于用她的劳力，换取了冬季即将下地的洋芋种。这半个月，她又黑了许多，瘦了许多。

由于缴齐了学费，几天后，我从最后一排回到了第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