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那些疫情频发的年代，也有一位疫病“吹哨人”，他叫吴有性。打开他结合行医案例写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面世的《温疫论》，一种可贵的独立意识和科学精神，穿越历史长河，扑面而来。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吴有性裹挟着他的独特见解，浩浩荡荡奔涌而下。

有关明朝瘟疫暴发次数，学者们众说纷纭，统计结果虽未统一口径，但明朝疫情发生次数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且具突发性和剧烈性，一旦暴发，就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明史·五行志》记载的瘟疫，字字触目惊心。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从上一年至这个月，因传染病而死的人有七万八千四百多人；永乐八年，登州宁海等州县从正月至六月，因传染病而死的有六千多人。福建邵武连年传染病大流行，全家皆亡的有一万二千户；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南京淮安疫，十人九病……“昔仲景立《伤寒论》，盖为伤寒设也。嗣后论者，纷纷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之证甚略。”吴有性开创性的洞见，迅速冲破自远古以来所谓瘟疫皆因“鬼神作祟”“六淫”“伤寒”等所致的顽固堤坝。故而，如其说吴有性是“治温证千古一人”，不如说他就是古代疫情的“吹哨人”。

若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除医界，恐怕没多少人“认识”吴有性，官史记载很“节俭”，《清史稿·列传》卷五百二说：“江南吴县（今江苏苏州）的吴有性，字又可，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清史稿·艺文志》点赞其功德也很“敷衍”：“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温疫论》。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

从苏州一些地方志和《温疫论》中得知，吴有性曾目睹崇祯十四、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的惨状，出于医者之心，在竭尽心力救死扶伤期间，他发现了很多疫病患者被误诊为伤寒而“治死”：“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

通过亲身实践，吴有性对古医书及当时临疫“心疑胆怯”的医风提出质疑和批评。他不惧疫毒，主张“已知吉少凶多，临证更须审决”，治疗患者积极果断。在长期临证实践中，他观察到伤寒与温病的区别，突破性地提出“戾气”致疫病学说，并指出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使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温病病因学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吴有性提出了“邪伏膜原说”和“疫邪九传说”，对瘟疫的病因、发病、传变、治疗等均有创造性见解：“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他揭示了疫邪入侵的部位和传变特点：“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他指出：“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疫病的流行和散发是由于“空气传染”和“接触传染”。据此，吴有性推论：“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这种概念比1762年奥地利柏仑息氏的“新发现”早了120年。

针对疫情症状，吴有性采取了科学的“疏利膜原”“分消表里”治法，并发明了“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深刻剖析了温病与伤寒的相同点与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