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沈德潜选编《古诗源》，从上古一直选到隋代，除开“‘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讫童谣里谚，无不备采”。他正确指出，“汉以前歌词，后人拟作甚伙”。验之《击壤歌》《康衢谣》《禹玉牒辞》等类，汉以前歌词的确缺少古朴民歌味。但汉以降歌词，就可信得多了，因而每一朝他都注意选。

在《古诗源》卷九的晋诗部分，沈德潜于无名氏项下选入十五首歌谣，其中的《淫豫》《女儿子》《三峡谣》三首都采自三峡地区。占比五分之一，仅这一点，便未可小觑。何况这些三峡谣，对当世和后世的文人雅诗还产生过广远影响，其价值之珍贵，当是不言而喻。

所谓“淫豫”，亦即通常所称“滟预”，二者属于一声之转。据《国史补》说：“蜀之三峡，最号峻急，四月五月尤险，故行者歌之。一作‘滟豫’，峡中之滩也。”其原迹近瞿塘峡口，历来上下行船都必须对之十分敬畏，否则很容易船毁人亡。《淫豫》所歌“淫豫大如马，瞿唐不可下。淫豫大如象，瞿唐不可上”，即为滟预堆及其滩险的真实写照。后来唐代刘禹锡《竹枝词九首》里的“城西门前滟预堆，年年波浪不能摧”，元稹《楚歌十首》里的“倒入黄牛漩，惊冲滟预堆”，都反映出滟预之险。直到1959年冬天炸去以后，那一段航道方才变平安了。

《女儿子》仅七言两句：“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古今乐录》说：“女儿子，倚歌也。三峡谓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也，林木高茂，猿鸣至清，行者闻之，莫不怀土。”还说“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可见倚歌是一种用铃、鼓、笛等吹打乐伴奏而唱的民间歌谣。不难看出，《女儿子》的歌词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引《渔者歌》的“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颇相近，很可能是同一歌谣传唱改词的不同版本。北宋郭茂倩纂《乐府诗集》，就把它们合为两首，题目统称为《巴东三峡歌》。沈德潜作的自注，还特别点出“说猿声之悲始此”，尽管他认作晋诗有所失误，将始时延后了。梁简文帝萧纲《蜀道难》里的“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分明化用了三峡歌谣。后来李白《早发白帝城》里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尤其将之化用得活泛自如，并且将悲转化成喜。

《三峡谣》是四言四句：“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所歌黄牛峡，在西陵峡东段。它确如沈德潜自注所言，“四语中写尽纡回沿溯之苦”，有助于了解三峡成库以前上行的艰难。李白于唐乾元二年（759年）流放夜郎途经三峡时，心情抑郁，写过《上三峡》一诗。其后四句乃：“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若与先前所写《巴女词》描绘出的“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以及遇赦后的《早发白帝城》对照着读，其间无论是自然险易，还是人生忧乐，交织着的情致和哲理都是如此繁丰深长。

三峡谣的珍贵价值，远不止于由此及彼，由民间歌谣看文人雅诗。而且很可能，其间的《女儿子》，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着的《渔者歌》，还是民歌竹枝词的原初形态，起码也肯定是跟民歌竹枝词天然存在着亲缘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清代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中的《竹枝歌》注即已指出，竹枝词“自唐以前已有之，故（明代）方密之以为起于晋也”。近人任半塘《声诗格调·竹枝考》进一步证实：“竹枝之出于乐府者，曰晋、曰齐梁”。从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看，竹枝词都同《女儿子》《渔者歌》有着与生俱来的历史同一性。尤其关键的是，前文所引《古今乐录》对于倚歌特色的诠释，与刘禹锡《竹枝词序》所说的“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如出一辙。久已失传的民歌竹枝词，大有理由认《女儿子》《渔者歌》为宗亲或者近亲。

无须怀疑仅七言两句，有没有资格称竹枝词。唐代皇甫松的《竹枝六首》，全由七言两句构成，如其二：“木棉花尽（竹枝）荔支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七言两句已然独立。文人竹枝词既然如此，民歌竹枝词自当无碍。而且前四后三约定俗成所用的衬词，前一个“竹枝”显然来自边歌边舞男女手中摇动的竹枝，后一个“女儿”也显然取自共男歌舞的众多女儿们，正好比今人唱民歌时帮唱“妹娃子”。

三峡谣，竹枝词，一千七百多年以来滋润过多少骚人墨客，小至于巴蜀诗歌，大至于中华诗歌，都从中受益良多。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如果承认其为一条珍贵的经验，该不该自觉学习、借鉴一点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