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陶桂林和他的营造厂

陶桂林的杰作——重庆美丰银行大楼，至今仍屹立于世（资料图片）

说到陶桂林，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但他的许多杰作，却是至今屹立于世的标志性建筑，如南京中山陵的石牌坊、碑亭，广州中山纪念堂、上海国际饭店、重庆美丰银行大楼……

馥记扬名

陶桂林又名陶逢馥，1903年生于江苏南通吕四镇。他12岁经叔父介绍到上海福生木器店当学徒。从当学徒起，他就立志要做一个为中国人争气的建筑师，白天专心跟师傅学手艺，晚上到夜校学习中文和英文。到他满师的时候，不但精通了木工艺能，学会了看图、制图和放样，而且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先后受聘于美商中国营业公司等单位，逐步从木工翻样、工地监工，做到工地主任等职。

1922年，30岁的陶桂林自己开办起营造厂（相当于现在的建筑工程公司），起名“馥记”，又称“陶馥记”。

1927年底，陶馥记承包到国内第一个重大工程：广州市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中山纪念堂。这个工程得到了民国政府验收人员一致好评。陶桂林一举成名。之后，陶馥记相继承建了南京中山陵牌坊、上海国际饭店、上海大新公司大楼、交通银行大楼等建筑工程。其建造的上海国际饭店，是上海民国时期最高的建筑。由于工程质量过硬，保持了“远东第一高楼”之称长达30年之久，却沉降度最小（上海地质属于软地基）。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国际饭店整幢建筑依然稳如磐石，没有一条裂缝。这项工程是上海滩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的工程队伍指挥、建造的摩天大厦，打破了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高层建筑上的垄断。

陶馥记由此在上海滩成为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抗战入渝

1937年，上海沦陷后陶桂林被迫迁厂入渝。1938年春，陶馥记在重庆美丰银行挂牌营业。

美丰银行是陶馥记在渝第一个建树。1934年，美丰银行筹建重庆分行办公大楼和地下金库，银行协理康心如委托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为7层钢筋混凝土大楼，由当时在上海的馥记营造厂派来施工队伍，并专程从上海运来专用设备和大型机械进行施工建造。大楼于1935年6月建成投入使用，被誉为民国时期西南首屈一指的重要建筑，抗战时期经受住了敌机空袭考验。1949年朝天门“九二”特大火灾时，正是这座大厦阻挡了大火蔓延而安然屹立，至今仍是重庆地标性建筑之一。

虽然有建造重庆美丰银行大厦的前功和康心如的友好，陶桂林一时有了落脚之处，但战时重庆人满为患，即便陶馥记有如此名望，也一样难揽活计。

困境中，陶桂林得到在重庆经广西通往河内的公路上紧急赶修两座大桥的支前任务。这是关系抗战命运的重要工程，陶桂林立即派出队伍，在日机轰炸下不分昼夜抢工期。第一座大桥造好，正赶建第二座时，第一座却被敌机炸毁了。职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用半年时间建成了两座大桥，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紧接着陶馥记又先后承担了几个内迁兵工厂的建设任务。其中由原广东第二兵工厂内迁入渝后，在郭家沱以“务实林场”为代名的兵工署50兵工厂，在地下12米深处建成一座采用钢筋砼防爆结构安装两组汽轮发电机的火力发电厂，就是陶馥记建设的。

“精勤敏慎”

1939年2月，内迁重庆的治淮委员会接到命令，对陪都周边的乌江、綦河和赤水三大支流进行重点整治。同时为解决内迁到大渡口的汉阳钢铁厂的煤焦和铁矿，急需在綦河整治时建起闸坝，迅速扩大綦河水运能力。陶桂林曾经参与治淮工程，承接过运河三大闸工程，其建设管理能力和工程质量都给治淮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这一次，陶馥记当然地成为首选。

第一期计划要建6座大闸坝，治淮委员会主动上门，要求陶馥记承接5座。陶桂林实地考察后，知道在綦河上修筑拦河大坝和通航船闸比治淮工程困难得多，而且战时物资奇缺，水泥、钢材都可能供应不上，但这是抗战急需，建坝就是抗战，他义不容辞地接下了任务。

他亲自到建设一线研究、策划、指挥，并向当地群众学习，就地取材，用当地红砂岩条石作船闸和拦河坝材料、用粘土作填心墙，解决了建筑材料问题。施工中，困难重重，其中仅盖石洞临时堤坝一项工程就被山洪冲毁三次。陶桂林到现场为职工鼓劲，一起分析问题，改进方法，终于在1940年春完成了5座船闸和大坝工程，使綦河通航运载能力从30吨提高到200吨。这个工程也让陶馥记在陪都赢得了信誉，站稳了脚跟。

在修筑綦江船闸工程前后，陶馥记还承接了佛图关下的国民政府大会堂、国民政府办公楼整修、南泉林森官邸听泉楼和小泉中正堂等工程。由于陶馥记所承接的工程质量好，信誉度不断提高，口碑极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为陶桂林题写了“精勤敏慎”条幅以作鼓励。

开发“新村”

抗战期间，各级各地机关团体、学校纷纷迁入重庆，一大批社会名流也不断涌入山城。一时人满为患，住房成为官民共愁的大难题，政府抢修了一些简易民房安置难民，取名为某某“新村”。

陶桂林在新村建设的启发下，萌生了开发住宅片区的想法。经过周密筹划，他大胆投资，购得李子坝附近到佛图关岩下的一大片荒山。陶桂林直接负责综合开发，兴建了20多座面向高级官员和豪商大贵的高档住宅，根据战时需要，各宅院均配有防空洞及安全通道。考虑到周边环境，陶馥记根据地形设计开辟了一条盘山公路，上接佛图关、下到李子坝连接成渝公路；又建起了嘉陵宾馆（即“国际联欢社”）及美国驻华使馆俱乐部等社交场所。

陶桂林将开发区取名为“嘉陵新村”，还大胆尝试将开发建设与经营销售结合，自产自销，取得极大成功。政府官员、银行家、社会知名人士争先购房，孙科、孔祥熙及同盟军远东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等军政要员也先后入住这里。

“嘉陵新村”开发的成功使陶馥记名声大噪，陶桂林由此也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实力大增，成为重庆建筑业中7家甲级企业之首。

陶馥记迁渝后，陶桂林在重庆带头发起成立了重庆营造业同业公会，又与吴蕴初等发起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周恩来赞扬他是建筑界的佼佼者。

到1942年，陶馥记已发展成为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和新华银行及一些社会人士参股的股份制馥记营造总公司。1946年夏，总公司迁南京，重庆、上海、台北、香港分别成立了分公司。1947年，陶桂林当选中国营造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1949年2月陶馥记迁往台湾，1950年陶桂林又在巴西组建了馥记营造公司。1952年自1962年他连续十年担任西太平洋营造业公会国际联合会会长。1973年他退休移居美国后，经常向国内传递思乡之情。1992年去世之前，他还特别嘱咐其子陶锦藩率馥记集团董事会全体董事赴上海访问并参与上海建设。他永远有一颗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