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渝商的崛起

权益告急 仓促应战

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恶浪，1891年迫使清政府开放重庆为通商口岸，洋货大量涌入。英国的毛呢、花纱，日本的五金器材、味精，美国的颜料、煤油灯，印度的香料、首饰……在密如蛛网的洋行内交割。

机制产品和手工产品、洋货和土货、西洋药片和祖传丸散、无声电影和线装书，在山城不知火併了多少回合。终于，重庆商人败下阵来，望着积压的货物发呆。进口洋货总值，从1875年的15.6万两海关银，攀升到1890年的481万海关银，出口数量则为零。白银大量外流，民族权益告急！

本地的12家行帮，外地驻重庆的9家会馆，一道聚众议事。众人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积极应变：一方面代销洋货，积累资金；另一方面出口外商急需的蚕丝、白蜡、桐油、猪鬃、牛羊皮、鸭毛、羊毛等原材料，盘活做大，挽回部分权益。

重庆城最早的百万富翁刘继陶、大名鼎鼎的“汤百万”汤子敬、商业巨子杨文光，都是或代销洋货，或出口土产，或开办票号，招揽现金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起家的。他们直接与洋行和国际市场发生联系，其购销活动已从属于资本主义流通过程。

展开商战 争夺市场

萌芽期的渝商虽靠外商余羹肥己，但为争取更大利润和挽回民族权益，势必要与洋人竞争。他们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提出了商战的口号。1904年10月，重庆总商会成立，当日悬挂楹联：“登高一呼，直唤四百兆同胞共兴商战；纵目环顾，好凭数千年创局力挽利权。”

《重庆商会公报》连续发表文章称，洋货充斥，市场上已无国货立足之地。文章写道：“试观今日之中国，朝野上下，海澨山陬，城乡市井，公卿大夫与樵夫贩妇，虽贵贱不同，贫富各异，无—不身着洋货。可见我中国四万万同胞，皆为洋人销货赐顾之客也。举天下之人皆为外国销货赐顾之客，民安得不困，国安得不弱？”

怎么办？唯有展开商战。总商会挂牌那天，深谋远虑的首任总商会会长李耀庭说：“鄙人窃以为，开埠通商，近几年弊大于利，过些年利大于弊。当务之急，我等须以洋人为师，积极开办实业，方可与之长久周旋。”

创办实业 生产商品

要展开商战，没有自己的商品不行。

道光年间，西方国家将火柴作为高档礼品，进贡给清朝皇帝，被称之为“洋火”。此后火柴大批进口，垄断了中国市场。渝商以此为突破口，兴办民族实业。

1889年，本埠商人邓云笠、李南城、卢干臣等人东渡日本考察，订购机器、原料，在重庆创办“森昌洋火公司”，打破了四川“风气难开”的局面。该公司计有王家沱、大溪沟两个分厂，年产硫磺火柴12.6万箱，为重庆第一家近代企业。英国驻重庆总领事禄福礼向英国政府写报告说这两家火柴厂是“西化发展的一个迹象”。

1900年，李耀庭自办“顺昌”公司，在四川蓬溪县开挖油井，采集石油。同年，印用卿在江北县沙湾创办“吉厚祥”布厂。1901年，孙荣、傅英芝等人，组建“裕源”布厂。1903年，白汉周筹办“昌华”毛葛巾公司，精工织造，货色与洋货不相上下，致使“外洋之货无客贩办来渝”。1905年，赵资生创办“烛川”电灯公司。1906年，何鹿蒿创办西南第一家玻璃厂。同年，桂荣昌、杨朝杰等人创办江北矿务公司，开采煤矿。1907年，石青阳创办“蜀眉”丝厂。1908年，陈崇功创办“富川”制纸公司，他的长远打算是：“候造纸有成，再推行织布及制磁两宗，以广倡导，以兴实业。”

在蜡烛、肥皂、冶炼、制药、瓦窑、水泥、制糖、化工等行业中，也出现了渝商的身影。到1911年为止，重庆已拥有40多家民族企业。顽强的渝商，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寸一寸收复失地，使盛气凌人的洋货遭到重挫，为重庆近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鸦片战争带给国人的是割地求和的屈辱，那么，开埠带给国人的则是奋起直追的猛醒。老渝商这种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是近代企业家应有的。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渝商这个群体，纵然没有投身疆场，也没有倾心仕途。可是，他们做了中国人应该去做却往往还没有做到的事——为国家民族奠定经济基础。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奋发图强为动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享誉中外的民族企业。他们犹如川江的潮水，涓涓汇集，然后不可阻挡地奔向更为辽阔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