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江津县百姓在县城东门外的义门牌坊下，立起了一尊约一人高的青石石碑，取名“去思碑”，意为“斯人去也，思念万年”。这“去思碑”是专为一个叫余甸的县官所立。

余甸是封建社会江津的官吏中，唯一敢亲手捆绑上级所派特使的。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江津县衙门前聚集数千县民向知县余甸请愿，请求他放走被他扣押的朝廷重臣年羹尧派来催征钱粮的特使。这特使是朝廷命官，但七品县官余甸为了减轻江津百姓的负担，不惜官运前途和身家性命扣押了他。而县民知道余甸为了百姓将大祸临头，于是反而请求释放催征钱粮的恶吏。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余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的官说起。

余甸，原名余祖训，福建省福清县化北里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清史列传》将其列为“循吏”，就是“循规蹈矩”的清官，对他评价是：“刚方清简，以儒术饰吏治，直声震天下。文章书法，亦冠一时。殁后，所历官地，父老闻之，皆群聚哭祭奠焉。”清光绪版《江津县志》卷三“职官场·知县”篇曰：“余甸，福建南平进士，康熙五十三任（江津知县），居官清廉，革除杂派，听断明决，公暇勤课士子。作歌劝农三载，擢史部稽勋司主事。”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廷选调余甸为四川乡试考官。他拒绝请托，不受贿赂。发榜时，榜上有名的都是真才实学的名士。他因此深受四川各界士民称颂，也很快被朝廷实授为四川江津县知县。余甸只带一仆一马上任。他忠于职守，每天按时上堂理案，亲自接待和审理百姓投诉的各类案件。案情简单明了的，就当堂立决，从不拖拉。政务闲暇时，就召集当地读书人，和他们一起诵文说经，讲解性理，以孔孟之道教化当地士民。所征收的赋税，一一造册登记，直接纳入地方国库，丝毫不入私囊。他的勤政及廉明无私的作风，传颂四方，深受万民称颂。

就在这时，担任四川巡抚之职的权臣年羹尧受命到青海作战。他乘机以“平叛”之名对四川各州县加派正额以外的赋税，中饱私囊。四川各级官吏明知年羹尧以权谋私，但都畏惧他的权势，只得惟命是从，却苦了四川百姓。就在这风口浪尖上，余甸挺身而出，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此前，年羹尧已三次行文到江津县衙，要求按他的指令加征加收，都被余甸置之不理。这次年羹尧特派亲信吏员，持其亲笔手令到江津，他以为这样可以震慑余甸，哪知余甸依然不为所动。

年羹尧的特使到了江津县衙，见余甸闭门不见，便大吵大闹。余甸一怒之下，传鼓升堂，下令衙役把此人押上堂来，可是衙役们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余甸不得已亲自动手，把使者按倒在地猛抽后进行捆绑。这时县丞和主簿等吏员出面劝阻，说大人为民不惜一官，自是我等楷模，只是年大人乃以作战之名加征，拒不从命，已是违抗上司，若再惩办公差，事情闹大了，非但无济于事，连大人的前程和身家性命也会有不测之祸。余甸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告，连发六签，下令衙役对此特使动刑。围观的县民见势不妙，大呼“大人不可”。其中有年老的县民数十人上到公堂，庇护使者，并哀告说：“大人，你不惜丢了一官，这不难，但我等百姓自今以后就失去一个好的父母官，赤子无依呀。”

余甸被众县民的求告所感动，最后放了年羹尧的使者。但此人不肯离去，气势汹汹地向余甸要回年羹尧的亲笔手令。余甸毫不客气地对使者说：“你可还报年大人，我余甸在此闭门等待年大人对我的处罚。但大人的文书，我已托人送交我的好友收存。”言下之意，年羹尧违法额外加征的证据在我手里，你敢把我怎么样。年的使者无可奈何，悻悻离去。

江津事件传到京城，朝野震动。年羹尧听了使者的禀报后暴跳如雷。他只好设法把余甸调离四川。刚好此时吏部要选调京官，余甸便被任命为负责考核官吏的吏部考功司主事。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余甸升任吏部稽勋司主事，津邑“民遮道泣送”，相送的人在东门外的义门牌坊下立一块“去思碑”。此后不久，余甸被提升为山东济宁道道员，后再被雍正皇帝钦命山东按察使。雍正召见余甸后，对执政大臣们说：“朕又得一直臣矣！”

雍正五年（1727年），72岁的余甸卒于家。江津百姓闻此噩讯，群聚江津东门外“去思碑”前，哭祭这个清廉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