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许多贤母用劳动传承家风，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左丘明《国语·鲁语》“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条说，鲁国大夫公父文伯退朝回家，给母亲请安，见母亲敬姜正在纺麻。文伯便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主人还纺麻，恐怕会惹季康子（时任鲁国正卿）不高兴，他以为我不孝奉母亲呢！”敬姜老太太叹息说：鲁国大概要亡了！让你这样的人做官，却没把做官的道理告诉你！坐下，我来告诉你：“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之恶心生。”意思是说，百姓勤劳就会想到节俭，想到节俭就会产生善良的心；安逸则会放荡，放荡就会忘记善良，忘记善良就会产生坏心。公父文伯的母亲用“劳动”诠释清廉俭朴与人心善恶的关系。孔子听说后告诉学生：“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意思是，你们要记住，季家这位妇人不图安逸。

东汉著名清官王良之妻也酷爱劳动传家风。范晔《后汉书·王良传》说，公元30年，王良官拜大司徒司直，主司“监察”，“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当时司徒史鲍恢有事到东海，经过王良的家并在他家等候，“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王良的妻子穿着布裙拖着柴草，从田里回来）。鲍恢就自我介绍：“我是司徒史，特意来取家书，想见你家夫人。”王良妻子说：“我就是。苦于劳作，没有家书。”大吃一惊的鲍恢急忙下拜，“叹息而还”。听了这事的，没有一人不称赞王良妻子的。而当时，他的“子孙在乡邑中劳役”，直到汉光武帝刘秀视察了王良的家后，才诏令免了王良子孙的劳役。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妻子罗氏则用“劳动”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清俭家风。宋罗大经随笔集《鹤林玉露》载，杨万里病故后，被朝廷追封为光禄大夫（正二品），其四子三女均长大成人，也非常孝顺，已70多岁的罗氏“每寒月却黎明即起，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后使之服役。”儿子杨长孺心疼老母：“寒冷的冬晨，您老人家何苦亲自熬粥给佣人吃？”罗老太太应声答到：“奴婢也是人家的儿女，跟我们有什么区别？杨长孺又苦劝：“母亲年事已高，做下人的事，不是有点倒行逆施吗？”罗老太太听了大怒：“我感到很快乐。倒是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像我儿子吗？”此后，老太太冬天清晨早早起来熬粥，儿女再不敢多言。杨长孺在吴兴做郡守时，80多岁的母亲不仅继续“冬晨熬粥”，还“郡圃种苎”、“躬纺辑以为衣”。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列传一百九十二》说，杨长孺“帅五羊（任广东经略安抚使）”时，“以俸七千缗代下户输租”，而远在江西吉州老家的屋子，经杨芾（长孺的爷爷）、杨万里，到杨长孺住时已历三代，破损不堪。即便如此，杨长孺也不肯花钱修葺。吉州太守史良叔“官满来访”，“入其门，升其堂，目之所见，无非可敬可仰、可师可法者，所得多矣。”于是在感叹之余，请画工将杨长孺家祖宅及清苦生活场景画图而去，报奏朝廷。一时间，杨长孺清廉爱民的形象广为流传，为同僚们所钦佩。宋宁宗曾问翰林学士、太常少卿真秀德“当今廉吏是谁？”真秀德认真思考后，答道：“杨长孺，当今廉吏也。”

公父文伯、王良和杨长孺父子均以“清官”形象演绎不朽的传奇，与贤妻良母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